零星说过多年了，这里汇集重复一下。首先是公司和就业人口过度的向中心城区集中。东京、首尔（汉城）、香港、台北的集聚程度，远超过纽约、巴黎和柏林。在农地保护没那么严重的地区，公司规模大到几千人了，一盘算写字楼租金太贵，很容易就挑选一块便宜的空地，买下另建总部，比如苹果、亚马逊。而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地区的公司就通常要忍受更高的租金呆在市中心——便宜地皮太难搞了。

然后这又导致一系列的东亚特色。企业和工薪阶层付了更多地租，创新研发和投资与消费都相对更低一些，结果普遍成为资本输出国。如果扣掉卖石油的沙特，和托管全球富豪财富的瑞士，那么中国大陆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日本、韩国包圆了世界外储的前5名，或者世界外储的接近一半。够变态吧？

所以土地制度不改，贸易顺差怎么停的下来？

群聊时曾经开过玩笑，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这么宝贵的土地，怎么能用来开公司、盖大房子、建足球场、快乐养育下一代民族未来呢，必须用来种大米啊。种大米是民族信仰，是国民的神，哪怕每代人口减少三四成，那也是对神的供奉啊。

3中国特色地制对零售业和消费者的影响，比东亚特色还要变本加厉的多

最近拼多多刷屏，仿佛穷人们又得到了关注，但有点像是连续十几年一号文件都是农业农村，更可能只是集体表现出一种关怀姿态，方便再集体忘却一整年。黄章晋有篇《在隔壁的中国，那些孩子已经长大了》里曾提过，官员、白领、网民其实对农村话题生理不适，凤凰周刊的封面只要有农村题材，销量就必然仆街，从无例外。

重复列举一些数字：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（包含老人小孩），最低1/5人口每年是5958元，然后依次是13843元，22495元，34547元，最高那2.6亿人是64934元。（国家统计局）

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约占GDP不到一半，与GDP的比值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高于沙特王国；城乡比是2.7倍，其中股票储蓄房租等“财产性收入”的城乡差距是12倍。但有一个单独的例外就是成都，由于有限度的尝试了集体土地流转，所以城乡的“财产性收入”差距就只有2倍。（路乾 姚树荣）

现在可以大概了解特色土地制度造成的一些后果了，如果发生地制改革，那长期投资者或者业内高管也可以提前留意：

国内零售业面临着消费者严重的区域和阶层的分割。前百余个城市那三四亿人口的消费力还可以；但有四五亿人口每月几百上千的可支配收入，连卫生纸和牙膏里的品牌费用、环保费用、增值税都掏着心疼，因为还要攒钱准备首付里的土地出让金，为城市的广场大增砖添瓦、光亮绿化，那么实体零售连锁的生存空间就极其微薄。